“新窮人”的困境

 經(jīng)過一輪簡歷篩選，又經(jīng)過一輪筆試加面試，我開始了某博物院志愿者的培訓歷程。第一次培訓之前要填一張表，表格上赫然要求填寫暫住證號碼。負責培訓的工作人員問：“你有北京戶口嗎？”“沒有。”“你寫的住址是你自己的房子嗎？”“不是。”“你符合辦暫住證的一切要求，所以，下次來培訓務必把暫住證拿出來。”

　　暫住證據(jù)說起源于1984年的深圳，后來很快被各大城市采用，這是城市對非本地戶籍人口實施管理的主要辦法。不過，這個證件的背后，反映的是改革開放以來，城市-縣鄉(xiāng)鎮(zhèn)人口的流動歷史和經(jīng)濟發(fā)展現(xiàn)實。

　　從1978年到1988年，打工人數(shù)達到兩千萬，但是這個階段來到城市務工的人員被稱為“盲流”。從1989年到2002年，出現(xiàn)了“打工熱潮”，最高人數(shù)達1.2億。城市的快速擴張和工業(yè)的發(fā)展急需大量勞動力，所以打工者不再受到輸出地政府的控制，但是在輸入地——大城市，隨時面臨著被遣送返鄉(xiāng)的威脅。這一時期，暫住證成為打工者的隨身必需攜帶的“三證”之一，另外兩件必須隨身攜帶的證件是身份證和用工證明。2003年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，打工者不用再擔心隨時被帶走投入收容所，或是遣送回鄉(xiāng)。自1982年起實行的《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》的廢止，實際上是以一名出門未帶上文所提的“三證”的平面設計師孫志剛用生命的代價所換取。2004年《行政許可法》頒布后，暫住證制度的強制性失去了法律依托甚至發(fā)生抵觸，暫住證成為社會學及法律學專家聯(lián)合“聲討”的對象，當年個別城市開始取消暫住證制度。時至今日，只有北京和上海保留這個證件制度，但只有北京甚至不愿將其名稱改為“居住證”，充分顯示了帝都睥睨“基層”人民的氣派，并無時無刻在提醒外來務工人員僅有一個“暫住”的身份。

　　而且“暫住證由外地來京人員隨身攜帶，以備公安人員查驗”。這個證件正如一個“紅字”，時刻提醒一個外地來京人員：你不屬于這里，你為這里付出青春和汗水依然不屬于這里——你不僅不屬于這里，你還需要時刻被提防；在十年前，提醒你的還有鮮血和生命：孫志剛去世時僅27歲，大學畢業(yè)兩年，身上大面積受傷。

　　我絲毫不想玻璃心地自憐自傷、緬懷逝者，進而搞起地域論戰(zhàn)。相反越來越慶幸，自己走出了校門，進入社會，和體制保持著距離，努力接觸更多的人和生活。

　　當一個人擁有一個或幾個體制性集體身份時，很難想到不被體制“庇佑“的人們在如何生存?；蛘哒f，那些人的生活就在他的視野之外。當擁有學校的集體戶口，享有公費醫(yī)療、低價膳食和黃金地段象征性收費住宿的時光里，我從來懶得關心這個環(huán)境之外的一切。象牙塔提供了一種專心學術的飄渺又短暫的夢幻時代，從那里走出來，身體和靈魂才步調一致地站在了大地上。

　　如今作為一名外地來京人員，一名隨時懷揣“暫住證”的打工者，“新窮人”群體愈發(fā)引起我的興趣。鮑曼的《工作 消費 新窮人》將“新窮人”解釋為“消費社會里的窮人”，他們大多擁有較高的文化、教育或技術水平，生活方式與一般白領無異，但與“新工人”一樣，處于城市邊緣。正如汪暉所說，“新工人”和“新窮人”同樣是資本主義經(jīng)濟從工業(yè)經(jīng)濟向金融資本、從實物經(jīng)濟向虛擬經(jīng)濟過渡中的產物，他們共同構成了“窮人”這一概念的兩面，前者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產物，而后者則是消費社會和消費文化的伴生物。

　　“窮人”被日益邊緣化不僅體現(xiàn)在政治領域的沉默，更體現(xiàn)在經(jīng)濟領域的被剝削和壓迫，體現(xiàn)在尊嚴不斷被忽略和踐踏。就像某博物院要求我提供暫住證一樣，只有身份證是不夠的，還需要利用派出所來為我定位坐標，他們擔心我利用志愿者之便將其中的珍寶隨時打包運走變賣折現(xiàn)，好像沒有志愿者之前他們從來沒有丟過一針一線的樣子。但是吊詭的是，如果志愿者在帝都有一套房子，那手續(xù)便簡化得多了，這個邏輯豈不是窮人做好事先要證明自己是良民，富人做好事就可以隨便做。想必帝都的一套房子沒準幾年下來比國寶升值都快，所以令人放心。窮人做好事需要自證清白，仔細想想很是諷刺。理清這個壓迫的邏輯之后，我們又該怎樣？賺了大錢回來把錢砸在當年欺負自己的人的臉上，順便寫一本涕淚俱下的勵志回憶錄？以欺凌者的邏輯繼續(xù)欺凌他人、麻醉他人，于事無補。

　　“新窮人”最容易看到社會的不平等和歧視，但是很少會萌發(fā)反思和訴求。一個人的生活水平，應該由工作和生活的所在地決定，而不是由其從哪里來而決定，更不能由資本家的心情決定。如果社會沒有遵循這樣一個平等原則，社會問題將持續(xù)不斷產生，矛盾越來越深。而經(jīng)濟的不平等因為直觀可見可能得到較多的重視，但政治和尊嚴的不平等往往被人淡漠。很多人可能都不再記得，1995年，在韓國老板要求全體下跪、在200多個身體跪倒之后，孫天帥傲然挺立。當年“跪與不跪”引發(fā)了大討論，我倒覺得“跪與不跪”引發(fā)討論本身其實更值得討論。

　　改革開放三十年，我國新工人的總數(shù)達到2.1億，加上新窮人，數(shù)字相當龐大。如果我們砸碎鎖鏈，得到的是整個世界，那么，就要從拆解這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環(huán)扣開始，從認清自己的處境開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