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風背后的“中國夢”

 黨風影響文風，文風反映黨風

　　不久前，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關于改進工作作風、密切聯(lián)系群眾的八項規(guī)定，堅決摒棄形式主義、官僚主義的歪風邪氣，勇于恢復共產黨實事求是、密切聯(lián)系群眾的優(yōu)良傳統(tǒng)。從這一系列新規(guī)中，諸多外媒讀出的遠不止中共高層“對紅地毯和豪華宴會的拒絕”，更有“打擊官僚作風”“爭取民心”的努力。韓國《東亞日報》在題為“中國新領導集體正掀起反對形式主義和官僚作風的新風”的報道中稱，針對中共領導層的上述變化，很多中國人發(fā)出“務實”“感到很溫暖”“新奇”“感覺領導人接地氣”的感慨。觀察家們大都認為“八項規(guī)定”的變化清楚表明了中共新領導人的“新風貌”——樹立新黨風以“真正贏得群眾信任和擁護”。

　　令民心振奮的八項規(guī)定中有三項規(guī)定跟文風問題有關：講話要簡短，力戒空話、套話；文件簡報要精簡，有實質內容、富有實際作用和意義；新聞報道要根據工作需要、新聞價值、社會效果決定是否報道，且報道要簡短精悍凝練。這三項規(guī)定分別從開會講話、文件簡報和新聞報道三方面對語言作風提出了明確要求，和其它五項規(guī)定共同反映出的實事求是、實干高效、親民為民的執(zhí)政理念，體現(xiàn)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身體力行，率先垂范端正黨風政風。這既是對中國人民的莊嚴承諾，也是對執(zhí)政黨自身的一次自我洗禮。

　　黨風影響文風，文風反映黨風，歷史上具有偉大意義的延安整風運動，從整頓黨的作風開始，繼而整頓和改造文風和學風，“三風”的綜合整頓凈化了黨的肌體，拉近了與人民群眾的距離，為黨的領導注入了活潑的生命源泉。為整頓文風，尤其整頓洋八股、洋教條反映到共產黨內的文風，毛澤東同志發(fā)表的《反對黨八股》講話，列數(shù)了八股文風的“八大罪狀”。所列舉的這些“罪狀”，在當今的現(xiàn)實生活也不難發(fā)現(xiàn)其繼承者。比如，有的領導干部無論大事小事、有事無事動輒開會，空話大話千人一面；有的領導機關發(fā)文件、領導干部寫文章，洋洋灑灑幾千言尚未進入正題，搬用術語，言之無物。群眾譏之為“不緊不慢的會議，不急不躁的報告，不咸不淡的講話，不痛不癢的文章”“干部聽了理不清，群眾聽了耳旁風，基層看了搞不通”。新聞報道應景文章頗多，缺乏新聞價值，真是“寫誰誰看，誰寫誰看”。此等文風和形式主義的官僚作風、不學無術的浮夸作風、脫離實踐的主觀作風一起，長此以往不得不令廣大的人民群眾深惡痛絕避而遠之。

　　文風問題主要是思想路線的問題

　　文風問題不只是語言文字表達方式的問題，主要是思想路線的問題。講話、寫文章都應從實際出發(fā)，從人民的角度出發(fā)，而不是從書本、文件、概念出發(fā)，真正做到有的放矢。下決心改進文風、轉變作風，倡導務實精神，體現(xiàn)了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為人民服務的政黨精神。對于改進工作作風、密切聯(lián)系群眾，黨的十八大有明確部署，要求“堅持以人為本、執(zhí)政為民，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(lián)系”，強調“堅持艱苦奮斗、勤儉節(jié)約，下決心改進文風會風，著力整治庸懶散奢等不良風氣，堅決克服形式主義、官僚主義，以優(yōu)良黨風凝聚黨心民心、帶動政風民風”。

　　“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，要求別人不做的自己堅決不做”，2012年11月15日，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亮相，總書記習近平的一番“就職演說”，讓等候有時的現(xiàn)場記者與電視機前的觀眾感到樸實、親切、耳目一新，也展現(xiàn)了一種自然清新的文風。

　　在中國老百姓看來，中共領導人有新氣象，樸實有人情味，與民眾更接近，這是良好的開頭，令人充滿期待。中宣部近日發(fā)出《關于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 切實改進文風的意見》，再次提倡短、實、新，反對假、長、空的文風；強調說真話、寫實情，杜絕脫離實際、內容空洞和“應景”文章；要力求報道簡短精煉，直截了當，要言不煩、意盡言止。

　　眼下，新聞界的走基層、轉作風、改文風已是春草綠色，春水綠波，富有人間煙火氣的報道好似春風撲面而來。第二十二屆中國新聞獎中，154件獲獎作品不單內容實在，文風也頗有改觀。就在草擬這篇小文時，還看到《人民日報》刊發(fā)的一篇《信仰的味道》（2012年11月27日），讀來如飲醇酪，回味悠長。

　　文風折射追求復興的宏圖遠慮

　　表面看，文風屬于語言問題。在《反對黨八股》（1942）里，毛澤東妙語聯(lián)翩地談了一系列這方面問題，提醒語言不是隨便可以學好的，非下苦功不可，倡導向人民學習、向外國學習、向古典學習。幾乎同時，英國作家喬治?奧威爾在《政治與英語》（1946）里，也批評了英語中令人生厭的洋八股，包括空疏乏味的陳詞濫調：iron heel（鐵幕）、melting pot（熔爐）、free peoples of the world（自由世界的人民）、Achilles' heel（阿喀琉斯之踵）、stand shoulder to shoulder（并肩作戰(zhàn)）等。面對此類缺乏生氣與想象力的修辭，他說有一種奇怪感覺，就像看到傀儡而不是活生生的人。

　　內里看，語言是精神世界的食量，文風問題直接關乎思想的活力以及社會生活的生命力與創(chuàng)造力。在五千年中華文明歷程上，生機勃勃的時代常常伴有生意盎然的文風，就像先秦的諸子百家、詩經楚辭，就像漢唐氣象的《大風歌》《史記》以及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的詩賦。相反，羸弱萎靡的時代病象也往往體現(xiàn)于蒼白無力的文風之中，如齊梁文人、明代小品、桐城古文以及魯迅批評徐志摩的“論絕妙的音樂”：

　　……慈悲而殘忍的金蒼蠅，展開馥郁的安琪兒的黃翅，頡利，彌縛諦彌諦，從荊芥蘿卜玎琤oe洋的彤海里起來。Br-rrr tatata tahi無終始的金剛石天堂的嬌裊鬼茱萸，蘸著半分之一的北斗的藍血，將翠綠的懺悔寫在腐爛的鸚哥伯伯的狗肺上！你不懂么？咄！吁，我將死矣……

　　距今整整70年前，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、新四軍正面臨著抗戰(zhàn)以來最艱難困苦的險惡局面，外有日寇瘋狂掃蕩，內有國軍不斷摩擦，皖南事變更是舉國震驚。而在如此戎馬倥傯之際，共產黨閑庭信步似的開展了一場整頓“三風”運動。整頓教條學風以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傳統(tǒng)，整頓宗派山頭以形成眾志成城的革命力量，無不針對著黨、軍隊和根據地的生死存亡，意義自不待言。而讓一般人多少有點不解的是，與此并列貌似“舞文弄墨”的文風問題。而這恰恰表明用先進思想武裝起來的共產黨不同尋常的高瞻遠矚。對現(xiàn)代國家而言，對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新中國來說，文風已經遠遠不是語言本身及其風格問題，在清晰的話語、鮮活的表達、生動的思想文化背后，還折射著一種鮮明的社會政治及其價值，一種追求復興的宏圖遠慮。中央黨校李書磊教授說得好：

　　對于一個人、一個政黨、一個政權、一個民族來說，語言特別能體現(xiàn)他的質量、品格、氣象與氣數(shù)，你一張口就暴露了你是誰，想瞞都瞞不住。修改政治、改善生存必得從改善語言開始。

　　新鮮、深刻、真實的話語代表了執(zhí)政黨的正心誠意，代表了執(zhí)政黨理解世界、領導國家的能力，也是它團結社會、動員人民的力量源泉。 （《再造語言》）

　　所以，反對黨八股、洋八股，整頓空洞無物、晦澀蒼白的文風，絕非共產黨人和文人毛澤東的“閑筆”，其中不僅蘊含著一個肩負使命的現(xiàn)代政黨對于文化政治與文化領導權的深刻把握，而且更彰顯著“為人民服務”的價值理想。以延安《解放日報》改版為契機，解放區(qū)新聞界也曾如火如荼“走基層、轉作風、改文風”，戰(zhàn)地記者“客里空”更成為假大空的代名詞。在全黨辦報、群眾辦報的熱潮中，一批有中國氣派、中國作風、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聞作品萬斛泉涌，不擇地而出。這樣一種清新動人的樸實文風，不僅凝聚了黨和人民的魚水深情，而且形成了天下歸心的嶄新局面。

　　從此，文風問題始終與黨和人民的命運休戚相關，真切、樸實、自然、新鮮的文風也逐漸融入新中國新聞界的血脈，并形成既有別于民國，又不同于西方的獨特文體與新聞文風。

　　毋庸諱言，作為世紀頑癥，黨八股、洋八股時隱時現(xiàn)，不絕如縷，假大空的文風在新中國歷史上也留下一長串教訓，文革期間更是登峰造極。陳陳相因的表達、極盡夸張的風格、自命不凡的措辭、矯揉造作的用語、沒有生氣的官話套話空話——這種語言具有本雅明所謂“大話崇拜”的特征，僅僅追求震驚效果，眾聲喧嘩而不過大腦，實際上充當了社會生活的麻醉劑。韓少功在《馬橋詞典》里寫的一段追悼會講話，捧腹之余值得警醒：

　　金猴奮起千鈞棒，玉宇澄清萬里埃。四海翻騰云水怒，五洲震蕩風雷激。在全縣人民大學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熱潮中，在全國革命生產一片大好形勢下，在上級黨組織的英明領導和親切關懷下，在我們大隊全面落實公社黨代會一系列戰(zhàn)略部署的熱潮中，我們的羅玉興同志被瘋狗咬了……

　　此類空疏的廢話總是迅速繁殖，極度膨脹，形同污染湖面的大片藍藻，“如癡人說夢，充滿著喧嘩與騷動，卻沒有任何意義”（莎士比亞）?？照務`國，實干興邦。如今，民族復興的“中國夢”已在兩個百年的藍圖里具體呈現(xiàn)。此時重申文風問題，明確“貴在走，難在轉，重在改”，既進一步彰顯了執(zhí)政黨為人民服務的正心誠意，更體現(xiàn)了一個民族走向復興的文化自覺。

    （作者分別是江西師范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、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）